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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家称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 中国应结交更多盟友

浏览次数:181 时间:2019-06-19

图片 1 原文配图:阎学通

  【访谈对象】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英文)等多部作品

  【访谈动机】

  11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阎学通撰写的《中国如何能够打败美国》一文。当日,这篇文章的转载率在《纽约时报》进入了“Top 10”。在所有纵论国际形势发展的分析文章中,这篇文章取得的高转载率令美国报纸直呼“实属罕见”。

  阎学通说,他原先建议的文章标题“中美道义竞赛”未被《纽约时报》采用。文章中,自认为是现实主义学者的他提出,道义对提升政治实力和大国战略竞争的胜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表示,在中国提升世界地位和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的竞争中,“不是比谁更能砸钱,而是要看谁有更强的政治领导力。”

  针对此,他所提出的取胜方法至少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

  首先,实行仁政要在国内建立具有感召国内外大众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政策的重心应该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其次在外交政策上,中国要争夺道义制高点,这样才能与仍然占据霸权地位的美国抗衡。

  他强调,在物质实力缩小的前提下,今后“中美竞争的焦点就是看谁有更多高质量的朋友”,而仅仅依赖经援,是买不来可靠朋友的。

  但同时,“讲道义需要结交盟友”的观点也燃起学界对中国长期奉行的“不结盟政策”的再思考,其中既有赞同者,亦有质疑者。

  争议声中,11月28日,阎学通与本报记者面对面,详解了他的逻辑与观点。

  【先驱语录】

  ★中美竞争分为物质实力和政治实力两个方面。物质实力包括了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而军事则又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优势的竞争;在政治上则主要体为友好关系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而发展军事同盟关系是提高友好关系质量的最主要方法。

  ★坚持不结盟原则,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那我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就无法指望别人支持我们。

  ★结盟牢靠程度与意识形态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我们今天和越南意识形态一样,照样结不了盟。美国和沙特意识形态不一样,但却是几十年的盟友。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黄莹莹 发自北京

  争夺道义制高点也是利益需要

  《国际先驱导报》:有很多人不理解的一点在于,国际政治中“利益”不是第一位的吗?您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为什么如此强调道义的作用?

  阎学通: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认为,领导权有三种:王、霸和强。王权在于赢得国内外民众的心;强权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不可避免要制造敌人;霸权则介于二者之间:对国内民众和国外盟友都不欺骗,但往往不考虑道义,对非盟友使用武力。诸子百家多数认为,王权永远胜过霸权和强权。我对“道义”作用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先秦哲学家们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现实主义讲利益就必然否定道义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利益角度讲,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包含了政治利益,而政治利益中包括了国家行为的政治合法性,而道义则是政治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现实主义不认为道义是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制高点不是国家利益。相反,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制高点也是国家利益,因此需要争夺。只有当道义与重大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时,道义性的利益要服从于安全利益需要。

  Q:换句话说,您认为中国要用“王”的方式对抗美国的“霸”?

  A:是的。

  Q:中国可以提炼出哪些道义原则和西方抗衡?西方长期把他们的道义原则归纳为“民主、自由”。

  A:国内许多人认为,我国的价值观和世界占主导的西方价值观不一致,所以没法让中国显得有道义,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哲学基础是“人类没有普世价值观”,而我自己认为,人类是有普世价值观的。鄙视背叛和爱好和平就是一种普世的国际政治价值观。

  比如对盟友讲信誉。不管是正义的军事同盟,还是非正义的军事同盟,盟主都得对其他盟友讲诚信。盟主缺乏战略信誉,该同盟就不可靠。依据信誉判断一人或一国是否可靠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在任何社会、任何文明中都是一样的。不管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政党,什么样的政府,都不会把背叛的行为作为忠诚的标准。

  所以,不是没有全人类共识的政治价值,无论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还是一个现行的霸权大国,当其对外政策行为长期缺乏诚信后,其国际上的朋友就会流失,其崛起或维护霸权的政策目标都实现不了。

  中美竞争不同于美苏竞争

  Q:您在讲述重视道义的目的时有一个前提,中美竞争是必然的,所以中国需要找朋友抗衡美国。您在文章中把中美地位的此长彼消概括为“零和游戏”,为什么?

  A:中国崛起和美国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零和游戏,是客观规律决定的。这个零和关系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两国实力差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实力差距越小,矛盾就越剧烈;实力差距越大,激烈程度越低。要想中美结构性矛盾不进一步深化,想让中美之间零和矛盾弱化,一个方法是把中国搞弱,让中美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另一个方法是中国实力超越美国,使美国实力远远小于中国。当中美两国客观上实力接近的时候,无论媒体怎么宣传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其作用都接近于零。

  Q:这种竞争态势和当年美苏冷战的区别在哪里?

  A:就好比羽毛球比赛和拳击比赛,性质都是竞争,但内容和形式是不一样的。

  美苏各自进行结盟只是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不决定竞争的形式和内容,他们竞争的主要形式是代理人战争,通过战争来扶持一个亲自己的政权,竞争内容主要是军事领域。同样中美之间可以形成两大同盟集团,但两大集团的物质实力竞争内容主要是在经济和科技,而不是军事。客观上中国目前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实力条件。中美竞争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经济积极合作、科技发明竞赛、军事上消极合作、争夺道义制高点等。这和当时冷战时期美苏全面对抗是不一样的。

  中美竞争分为物质实力和政治实力两个方面。物质实力包括了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而军事则又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优势的竞争;在政治上则主要体为友好关系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而发展军事同盟关系是提高友好关系质量的最主要方法。

  安全利益一致是结盟基础

  Q:中国已经到了要与美国“争盟友、争民心”的迫切程度了吗?

  A:前不久的东亚峰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为什么18个国家里只有两个国家不提南海?当俄罗斯2008年在格鲁吉亚战争问题上需要我们政治支持时,我们没有伸出援手。安全利益是检验国家友好关系的普世性标准。在别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不援助,就难以指望他们在我国重大主权利益问题上不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利益是需要,利益不是欲望。中国利益在全球的拓展以及中国的世界第二地位使我们的利益需要发生了变化,我们对盟友的需求急剧上升,而且变成了非常紧迫的事情。随着我国利益在全球的快速拓展,我安全利益需求急剧上升。安全问题和主权问题往往是紧密相关的。坚持不结盟原则,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那我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就无法指望别人支持我们。南海首先是个主权问题,因此维护主权的方法得靠军事力量或战略友好关系,经济援助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现在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国了。国际格局有了两极化的可能性,因为从综合国力角度来讲,世界其他大国同时与中美两国拉大差距,多极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坚持不结盟就有问题了。我们需要问自己:第一,为什么别的国家坚持结盟政策;第二,为什么别的国家不认为搞结盟会伤害他们的国际环境;第三,在今天的具体环境下,对我国到底是不结盟利大于弊,还是结盟利大于弊。

  Q:您的答案肯定是后者,但是中国能跟谁结盟并体现道义?

  A:许多人都问这个问题,我以为这是对我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了解不充分的问题。

  俄罗斯从叶利钦时期就建议中俄结盟,中国长期拒绝;普京最近暗示可把上合组织发展成军事同盟,我国没有积极回应。如果我们把上合组织除了中国以外的五个国家考虑在内,还有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老挝、柬埔寨、朝鲜等,至少有12个国家有与我国结盟的潜在条件。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和他们结盟。

  有些人认为这些国家很穷,西方国家也不喜欢他们,和这些国家结盟是不是被人瞧不起。跟穷国结盟我们能得到的经济好处很少,与西方国家不喜欢的国家结盟肯定受西方舆论否定。但问题在于,我们去跟西方富国结盟,人家接受我们吗?大家只看到与周边穷国结盟的困难,而不说与西方国家结盟更困难。

  我们需要先讨论是否需要结盟,然后再讨论如何结盟和与谁结盟的问题。今天,讨论我国结盟的困难,其作用是回避讨论是否需要结盟的问题。

  Q:因为中国不会放弃过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会不会妨碍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牢靠的盟友关系?

  A:不会。结盟牢靠程度与意识形态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我们今天和越南意识形态一样,照样结不了盟。美国和沙特意识形态不一样,但却是几十年的盟友。意识形态差别不是结盟的障碍,因为结盟的基础是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有了共同的安全利益需要,就有结盟需要。如果说我们有以往结盟不可靠的经验,那我们需要问,为什么其他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结盟相对比我们牢靠呢?为什么别国不认为结盟对他们是弊大于利呢?(实习记者邬骊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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